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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文刊于2023年4月20日《中老年时报》

“旧红学”评点派对《红楼梦》艺术尤其是结构方面的分析不乏精彩之见，但将《红楼梦》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混为一谈，导出的结论缺乏科学性。评点由于形式本身的琐碎难成系统，严格说尚未形成红学。真正形成重大影响的红学派别，是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。索隐方法较早运用在史学领域，从学术渊源上考察，走的是汉代“今文经学”的治学路数，当索隐方法运用到红学中后，其对《红楼梦》文化密码的破译，因带有主观色彩而导致误读。由于索隐派红学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，胡适开创的“新红学”考证派对“旧红学”索隐派进行了扫荡，指出其弊端是“猜笨谜”。考证派红学治学态度比索隐派扎实，但从操作方式上看，这一派是通过考索曹雪芹的家世去阐释《红楼梦》的主题和情节，致使许多丰富的文化现象被置之脑后。应该指出的是，无论“旧红学”索隐派还是“新红学”考证派，都是从文献视角去挖掘《红楼梦》“本事”及人物“原型”。《红楼梦》人物极多、情节极丰富，这就决定了考证、索隐两派考索出来的内容有限，而且常常顾此失彼，不能自圆其说。索隐与考证两派过分地追求外证，都将《红楼梦》视作“信史”，区别仅是将曹家人物代替了清代历史人物而已。考证派仍然没走出索隐派“文史合一”的误区，并没有将《红楼梦》当作一部文学作品来研究。正是由于索隐和考证两派红学均未摆脱“文史合一”研究方法的影响，“当代红学”中的社会历史批评派得以在上世纪50年代应运而生。这一派对作品的阐释令新旧两派红学望尘莫及，但对时代环境与作品之间的关系看得过重，仅接触了作品的社会历史层面，导致其对文学审美视线的遮蔽。如果说“旧红学”索隐派只是拼凑不相干的史料去附会《红楼梦》的情节，“新红学”考证派只是挖掘曹家文献及考订《红楼梦》版本的话，那么“当代红学”中的社会历史批评派回归的“文本”，也没有处理好物质态文化与精神态文化的关系。《红楼梦》作为“百科全书”，不仅描绘了社会历史层面的文化，还充盈着对人类命运的形上追问与思考。

新时期以来，红学研究者已不满足于社会历史批评派规范的诸如“典型人物”“典型环境”等术语去解读《红楼梦》。对于“回归文本”，有的研究者提出，不仅是从文献回归到文本的社会历史物质态文化解读，还要回归到更深层的“心灵文本”。宁宗一先生从古今中外作家的经典文本出发，发现这些先哲时常把自己的著述直接称之为“心史”，他进而提出：“一部中国文学史叙述的就是一部民族的心灵史、一部人民的心灵史、一部知识精英的心灵史。”他还认为《红楼梦》“在最准确的意义上为我们记录了人类的灵魂史”，是“感觉型的小说家”曹雪芹的“心灵的绝唱”。这些论述，可以视作对《红楼梦》为代表的文学作品文献、文化、文本如何融通的方法论方面积极探索。